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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徐邦達故事軼聞三則

    來源:中國藝術資訊網 作者:King 人氣: 發布時間:2017-11-16

      故事一:“徐邦達是中國藝術的‘國寶”

      《高呼與可》、《出師頌》是故宮(微博)博物院的鎮院之寶。而這些絕代佳作,正是因為徐邦達的慧眼,才從故紙堆中重見天日。從18歲買下第一張畫始,徐邦達在80余年里,已為國家鑒考、收購、征集傳世名跡三四萬件。1950年,徐邦達被調到中央文化部文物局(今國家文物局)任文物處業務秘書。這個時期,經徐邦達等專家鑒定留下來的數千件古書畫作品,后來均撥交給了故宮博物院,成為該院古書畫收藏中的基本藏品。

      新中國初創時,故宮博物院所藏文物僅是昔日紫禁城藏品的十分之一。為使故宮博物院繪畫館藏品盡快豐富起來,徐邦達與同事踏訪全國80%以上的縣城。元代著名書畫家趙孟頫的畫作傳世甚少,僅存的幾幅畫卷皆為皇室收藏,《水村圖》就是其一。1953年的一天,徐邦達無意間發現了《水村圖》的線索,并一直查到東北一個叫做大栗子溝的地方,他委托當地文物機構代為買下,確認無誤后由國家購回并收藏。就這樣,在短短數年間徐邦達發掘和搶救了3700件書畫。 “文革”期間,徐邦達總結多年來從事古書畫鑒定的經驗體會,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《古書畫鑒定概論》的初稿。“文革”結束后,徐邦達重返故宮博物院,想到的第一件事還是為國家鑒考征集古書畫作品。1983年,國務院委托國家文物局甄別各地文博單位所收藏的歷代書畫,徐邦達等人歷時數年完成這項重任,并承擔培養后學之責。20世紀80年代以后,徐邦達多次出訪歐洲和北美,考察海外流失中國書畫并與國外專家進行學術交流。 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將徐邦達稱為中國藝術的“國寶”:他將文獻考據與圖像有機結合起來,系統地建立了古代書畫的鑒定標尺,真實地還原了中國書畫史的發展脈絡。“而更重要的是,徐邦達是將古書畫鑒定與研究科學結合的第一人,作為中國古代藝術研究者和古書畫鑒定家,這兩者是互為表里的。”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李文儒說。

      故事二:更應稱呼他為“徐一寸”

      在中國古文物的鑒定當中,古書畫是公認最難的一門。“即便現代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今天,也還未能找到一種鑒定書畫作品、萬無一失的科學手段,只能依靠傳統方法,憑借鑒賞家的經驗和眼力。”李文儒說。 20世紀30年代,徐邦達發現乾隆皇帝曾經御筆親題為真品的《富春山居圖》實為贗品!陡淮荷骄訄D》是元代著名書畫家黃公望的一幅名作。乾隆年間,一幅《富春山居圖》被收藏進宮,乾隆對此畫大加嘆賞,誰料這幅畫竟是偽作。后來真畫進了宮,乾隆覺得顏面無光,便在真畫上題字示偽,故意顛倒是非。20世紀30年代,徐邦達看到了這兩幅《富春山居圖》,經過仔細考證,他推翻了定論,還歷史以真實面目。這樣的發現還有很多,郭熙的《溪山行旅圖》、黃公望的《雪夜訪戴圖》、王淵的《桃竹雉雞圖》都是他在故紙堆中尋到的寶貝。

       作為傳統鑒定方法的集大成者,徐邦達有著一雙“賞鑒家的慧眼”。幾十年前在哪兒見到過的書畫,幾十年后再見時,徐邦達依然記憶猶新。有人認為這種非凡的記憶力是天賦,可他自己認為“只在用心”。浩如煙海的古代文獻資料爛熟于心,才有古書畫作品過目不忘,鑒定時的得心應手。 徐邦達把古書畫的鑒定析為“鑒”與“考”兩個概念。“鑒”即是通過眾多的作品相互比較,進行目力檢測,推知真偽。“對于大量存世的明清時代的書畫,目鑒尤為重要。但要達到目鑒的準確性,鑒賞者非見之眾多不可。”他的弟子、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楊新說。但是,對于時代較遠或是某些難于明了的書畫,需要廣為搜集有關文獻和其他旁證材料,詳加審訂考據,方才得以明辨是非。“徐先生博聞強識,每對一件疑難作品進行考據時,爬羅剔抉,條分縷析,其所論所斷,使人折服。”楊新說。 一次,一位來訪者將畫軸徐徐展開,剛看到一片竹葉的梢頭,徐邦達便脫口而出:“李方膺!”畫軸展開,果然是“揚州八怪”之一李方膺的作品。很多書畫卷剛打開半尺,徐邦達就已經說出了與此畫有關的一切,以致有“徐半尺”的雅號。而他的弟子們說,其實更應稱呼他為“徐一寸”,因為書畫卷往往展開寸許,徐邦達便已知真偽。 “鑒定是一門科學。” 徐邦達常說。在他看來,書畫鑒定不僅需要通古博今的才智,更需要實事求是的品格。不少人曾用重金收買他,希望他指假為真,換取暴利,他皆斷然拒絕,“現在藝術品市場上魚龍混雜的一個重要原因是,鑒定家、研究者缺乏實事求是的品格和堅持真理的精神,在這一點上,徐邦達尤其值得我們學習。”李文儒說。

      故事三:“徐邦達對藝術愛到入骨兩百分”

      據滕芳回憶,“我們常說愛到入骨三分,但是徐邦達對藝術是愛到入骨兩百分,甚至連做夢都離不開字畫。” 20世紀80年代,藝術品市場日漸活躍,許多古書畫佳品被送進了拍賣行。徐邦達對此憂心忡忡,擔心文物珍品通過拍賣的渠道“合理合法”地流失。一次,他得知曾流失民間的“清代四僧”之一石濤的《高呼與可》要上市拍賣,便四處游說,希望國家出資買下這一珍品。 恰巧那些天,滕芳正要見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李瑞環,希望政府能為他們的“斗室”想想辦法。徐邦達得知,對著滕芳又是哀求又是作揖,拜托她“莫提住房,只提希望政府想辦法收購《高呼與可》。” 第二天,徐邦達進門就談購買《高呼與可》的事:“新中國初期,國家經濟比現在困難得多,但仍撥出巨款將‘三希堂’珍藏的三部稀世字帖中的兩部買了回來,F在我們更有能力搶救文物。”李瑞環當即表示《高呼與可》應該由國家購買,徐邦達的一顆心才終于落到了肚子里,出了門他拉著滕芳興奮地說:“我替故宮謝謝你了!”

      1991年4月3日,徐邦達畫展在臺灣清韻藝術中心舉行,功力深厚的山水畫令寶島為之傾倒。他18歲創作的摹本奚岡《松溪高逸圖》現保存于加拿大,24歲創作的摹本張中《芙蓉鴛鴦圖》現存于新加坡,皆是兩家博物館的珍寶。但是在此后十余年的學術生涯中,他集中精力于鑒別古書畫,一直未曾動筆創作。直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初,在親朋好友的一再說服之下,他才重拾畫筆。 “徐邦達總是說,沒有共產黨,就沒有徐邦達。他這句話是發自肺腑,為新中國鞠躬盡瘁,他一往而情深。”滕芳說,“今天,在他的生命將要走到一百歲這個高峰時,我更深切地感受到這一點。”

    責任編輯:K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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